Thursday, July 21, 2011

为了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5)

面对闵顺勤,我无地自容

闵顺勤高高瘦瘦的,一米八三的个子,一脸阳光的笑容,除了衣服有点破败,看不出来是个生活无着的流民。

闵顺勤出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村庄里。1958年,在他出生八个月零四天的那个下午,家里大人都下地劳动去了,他被许多枕头围在炕上。这时,火灾发生了。一排农舍烧了起来,到大人们赶回来灭火,把在浓烟中的婴儿抱出来的时候,四家的婴儿都不同程度的被烧得落下了残疾。闵顺勤是残疾程度最轻的,只是双手被烧走形了。比起那个双目失明,和那个双腿残疾的小伙伴,已经是幸运了。

闵顺勤告诉我,和他一起被烧伤的四个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的排名是前四名!但却只有他一个人活到现在。那个双目失明的孩子在20岁的时候以头撞墙,用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了毫无光明的希望的生命;那个双腿残疾的孩子也在不到20岁的时候给自己挽了一个致命的圈套;那个和他一样双手残疾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用脚写的字不比别的孩子用手写的差,竟也在17岁的时候喝了农药。

我是一个做母亲的,我不敢想象,那些孩子在准备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内心所经历的如炼狱一般的折磨!如果不是彻底的绝望,什么能够让生命在17到20岁的花样年华戛然而止?而且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我不敢想象,现在在农村在城市,在社会的边缘,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成人,在经历如他们所经历过的煎熬!

在大震后的汶川,在“抗震救灾庆功表彰大会”之后,还有多少滑落到社会边缘的的孩子和大人没有得到物质的帮助和心灵的慰藉?在“含泪劝告”之后,还有多少泪水仍然为这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在流?

在一座座以“残疾人”、“救助”、“慈善”等等名目建造起来的豪华办公场所中,我们辛勤的公务员们,是否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闵顺勤告诉我,他曾给东城区一个救助站打电话,说我是残疾人,问能否得到救助?救助站问你哪残疾?他说是手。那你腿有事吗?没有。眼睛有问题吗?没有。那不符合救助条件!不过,第二天,救助站还是来了一辆“巡防车”,把老闵送到派出所。老闵在派出所呆了一夜,第二天,派出所让他自行离开。由此他得出结论,救助站靠不住。

我希望不是所有的救助站都是这样冷血。

闵顺勤依然坚强地活着,他在2002年来到北京,在广场捡瓶子,卖小旗子,也卖过地图,因为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吧,他对书本有着特殊的偏好,一旦捡到漂亮的画报,书籍,他舍不得卖掉,会带回住所,翻看。无论是美容的还是互联网的,他都有兴趣。他说了解一下,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很热心,经常主动帮助比他更弱小能力更差的同伴;住进流民越冬临时居所后帮半身不遂的小张洗屎裤子。

今年8月的一天,老闵说,是奥运开幕的第三天,他在广场西站捡到一个手包,包里面有一张机票,价值2800余元,还有9000元现金。他举着手包在广场西站到东站走着,等着,终于等到失主急急忙忙回来找寻。原来失主下午一点多就要出国,不想在广场打电话的时候把包丢了。

失主问看着老闵举着的手包问,“您这包?”

老闵说,“我捡的。”

失主说,“像是我的。”

“您包里有什么东西?”

老闵问清楚包里的东西,核实无误,将包还给了失主。失主感激万分地匆匆赶往机场。

过了七天,那位姓高的失主出国回来,到天安门派出所来说想见老闵一面,以表达对老闵的感谢。接到警察的通知,老闵没去,他觉得没必要。

还是今年,是残奥会的第九天,在天安门东侧的公厕旁边,老闵捡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近1500元钱。他又是举着,等着,有一个妇女背着孩子哭着走来,看到老闵举着的信封,泪眼婆娑:“大哥,您这信封?”

老闵:“我捡的。”

妇女:“好像是我的。”

老闵:“你这信封里面有什么东西?”

妇女:“原来有1500块钱,给孩子买了点吃的,还有1490块钱。14张100的,一张50的,一张二十的,两张十块的。”

老闵把钱给了妇女,

“大哥,您叫什么名字?是哪的人啊?”

“别问了,这没啥,你走吧。”


老闵见我问得详细,说,“这事你别写了,”

为啥?

“我不仅仅要社会帮助我,我更需要帮助别人。”

你现在这种情况除了拾金不昧,还能帮助谁呢?

“我曾经帮助过别人的。”

你举个例子。

可能我的话问得有点太硬了,老闵看着我,顿了一下,说“有啊,在政治上(原话),我看到有人受冤枉,我就替人喊冤枉啊,你比方说,——

“2007年 5月,有一天,大概中午11点多,我在一个派出所的外面捡瓶子,看到有一个人用手摸了一下派出所外停着的一辆警用摩托,说这家伙贵着呢,得好几万呢。警察过来就打,说那人是想偷摩托,打了,把手铐都给拷上了,就要带走。其实我看得很清楚,那人只是觉得稀罕,说这车可贵了,得好几万,就摸了一下,在那摩托边上站了不到半分钟,就说人家想偷。光天化日之下,周围人来人往,谁会去偷警察的摩托啊?当时围观的人很多,都不吭气,看着,谁也不管。我不行,我就给110打电话,我知道警察怕督察,我跟110指挥中心说:你别派分局的督察来,他们互相都认识,你让市局的督察来。后来市局的督察来了,了解了情况,把那人当场释放。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让那个警察给人家赔礼道歉,我就没事,要不我还要反映。最后那个警察当场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没看清楚。

“你看看,这我不就帮助了那个人了吗?这件事看到的人很多,但是谁也不说,不出头,如果我也不说,那个人肯定被抓进去了。我不怕,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是有公民权的,我是有中国人的公民权的!虽然我一无官,二无权,三无势力,四无人身自理说服权(?原话),但是我有公民权!现在好些人都不说话了,都不管事了,社会怎么得了啊?你有公民权你就得说话。”

看着老闵,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也曾以“正义”为自己的盾牌,我也曾以“仗义执言”为荣耀!在2007年的春夏之交,老闵为了与己无关的他人仗义执言,使正义得以伸张。而我,在19年前的春夏之交之后,便封闭了思想的闸门,关闭了言语的通道,任由他人随便把自己“代表”了。

面对老闵,我无地自容!

老闵拾金不昧的故事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但不知为什么,我眼前老在晃动着的是老闵在严寒的冬季,用他那残疾的双手举着失物,在广场上孤独地等着的场景:在炎热的夏季他把失物还给了焦急的失主;在严冬,凛冽的寒风中他用那双残疾的手高举着道义和良知,还在等着,在等着什么呢?在等着并不着急的失主,还给他们一份良知的火种?在等着我们蒙昧的心回归善良,回归人性,回归有热度的人生?!

老闵说,他曾听见一个警察对人说到他,一个捡破烂为生的,把捡到的9000块钱现金交给失主时的评语:“真他妈傻”。老闵回过头来,对他说,“你不配带你头上的国徽。”从此,老闵看到那个警察就想跟他聊聊;从此,那个警察看到他就躲避走开。

但愿那个警察所感到的是如我一样的,面对老闵的无地自容!

(闵顺勤/图片提供者为公益摄影师 刘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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