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就在公路边上，离宜川县城只有15里路。这让我们很不爽。
那时的我们是一群狂热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已经不往远处发配，只在北京近郊安排的1975年，我们仍然跟家里闹翻了脸，坚决要求到革命圣地陕北延安来插队落户。因为听说周总理陪范文同来延安时落泪了，为没把革命老根据地搞好。
1968年被迫下乡的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傻青”。
宜川县是延安下属13个县之一。跟我们一路从北京杀到宜川来的另一队“傻青”，被分到离县城100多里地的寿峰公社，在山里，原始森林边上。每天的全劳力工分值只有5分钱。所以每当他们到县城来开会办事，顺便到我们村里蹭饭吃，又顺便跟我们辩论《资本论》、黑格尔又辩不过的时候，就使出杀手锏，不无得意又不无睥睨地说：我们离县城100多里，你们才15里；我们一天工分5分钱，你们一天5毛钱。不是中农是什么?哼哼………于是我们就真的有点惭愧也有点内疚。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比我们艰苦，所以他们比我们崇高。这是那时的逻辑。
我们村前的公路叫延宜公路。一头通延安市，一头通宜川县城。路是石子路，硬硬的，很高级。横穿过公路，那边是一百多亩平坦的川地（陕北这边叫山坡上的斜坡地为坡地，山顶平原上的地叫塬地，川道里的地叫川地）。川地是能浇水的，不怕旱，所以是宝地。地里种些麦子，完了种玉米和谷子。我们村还种了十几亩棉花。因为能浇上水，所以川地里的庄稼长得墨绿墨绿的很喜人。这块地当年曾号称是我们县的粮仓呢。
我们党湾公社景阳大队是县委牟书记的点，又有县农科所的科学家驻队，所以经常有别的公社或别的大队的干部来我们村学习取经。
虽然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很好，亩产有三百多斤（公社给定的五百斤）。但我们每人一年仍然只能分到十几斤麦子。因为要交公粮。而所交公粮的任务数额是这样这样定下的：从最上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现有耕地数以及每亩产量多少（亩产！这是一个经过大跃进洗礼的数字！一个跟领导干部的升迁息息相关的数字！）算出全国农民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再算出除了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和城里人的嚼咕，伟大领袖还要支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多少；两个数字一除，算出各省要交多少公粮任务。各省又据此算出各地市要交的任务，另外加上省里需要开销的部分下达到地市；如此地市级又加了码下达到县；县里又加了码下达到公社；公社当然加了码就下达到每个村每个农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傻青。
常在秋后听说北边靠近榆林有的县有因为年景不好或地太差或干部升迁心太重数额定得太高而交不上公粮，农民一粒粮也不分的；有的队打下庄稼全都交公粮，直接给农民开个介绍信，全村出去要饭的；还有的村有“瞒产私分”被查出的，就有公社干部带着民兵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农民家里去抄家，一簸箕玉米粒也不给留的。我们村还好，因为地好，产量高。又因为县委书记的点，不会逼得太惨。所以每年还能有十几斤麦子吃。
在川地的那边，山根下有一条河，叫泗旺河。河水很清。我们从北京到延安地区时先到延安市区参观了宝塔山、延河水。那延河水很黃很小又很混浊。虽然听说山水下来的时候，也大得怕人，冲走过牛，还冲走过人的。但平时在宽宽的河床中间却只有窄窄的一条细流。所以一看我们村前的泗旺河河水这么充沛，清清亮亮的。真是觉得好难得哟。可能是因为远处的山上还有树吧。
有时我会提着筐去河边洗衣服。或相跟着三五个婆姨女子，或独自一人。有婆姨女子相跟的时候，就很热闹。嘻笑打闹声撞在山臂上弹回来，和着哗哗的水声。这时就忘了肚子里装的酸酸的玉米和更酸的酸菜，忘了压得腰弯背驼的扁担、粪筐、柴梱。手和脚浸在欢快的河水里，洗衣的劳作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享受。往往这时就忍不住要唱上两嗓子了。从“丢手绢”到“国际歌”；从“星星索”到样板戏；从“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这里没有工宣队、军宣队，随便唱！所有能想起来的歌，尽情地唱！而纯朴的贫下中农可没有所谓红歌黃歌之分，无论你唱什么都说好听。有时她们也会唱上几首陕北民歌（不是那种革命的，而是当地叫做“酸曲儿”的）。比如“兰花花”、“赶牲灵”等等，一下就把我们震了。我们唱的所谓“黄色歌曲”与她们唱的“酸曲”比起来简直是味同嚼蜡！后来于江不知从哪搞到一本何其芳的研究陕北民歌的书，如饥似渴地研究起来。
一个人去河边的时候，又是一种境界：静。甜美的，轻柔的，令人微醺的静。偶尔远远传来吆牛的声音，风爱抚过全身的声音，和河水哗哗的歌唱声都成了静的背景音。坐在圆圆的大鹅卵石上，手脚浸在河水里，跟柔软的清绿的欢快跳跃的一路唱着歌前行的河水亲近着。心都浸得软软的，溶进了河水里。
在背着重重的柴梱走在寂静的山间小路上的时候，在满手血泡提着镰刀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麦陇的时候，在躬着腰爬山到十几里外的山坡地里去除草、拿粪的时候，革命道理、伟大理想都落在窑洞里和窑洞书架上的革命著作里了。此时感到的只是无奈的吃力，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的渺小，和力不从心的晕眩。
只有在和奔涌的河水一起亲近的时候，我才能感到生命的跃动，生活的美好，自然的美丽。我抚摸着河水，河水温柔地抚慰着我的心灵。双脚浸在河水里，温暖，凉爽，浸入心脾，滋润灵魂。有时，我会请一天假歇工，我会在河边呆上半天。身心泡透了，才在点点星光或新月的朦胧中向村中若有若无的微弱的灯光和炊烟走去。
河水是不忧愁的，河水是不停滞的。她总是欢快地向前奔涌着，充满了生命力。她好象对身边的一切不公、虚伪、丑恶，都充满了嘲讽、嗤之以鼻。她是那么真实而毫不虚伪。我的泗旺河，陪我度过艰难又迷惘时光的温柔的泗旺河！
其实他们不知道，比起那些分到塬上和山里的“傻青”们，这条河才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珍珍
我们这伙革命的“傻青”们，心中充满了理想，干起活来也很拼命，可就是搞不定烧柴火的灶。蒸出的窝头中间总是夹杂着生玉米糊。所以村里的任支书派了一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
她叫珍珍。村里人还有叫她狗子婆姨的。她男人叫狗子。
珍珍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细长的，应该是属于丹凤眼类的吧。平时总是很温和的善善的有点无辜地望着人。而且往往只是一瞥，然后就很快地把头低下去了。
在陕北呆了一段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皮肤其实是很白的。虽然因为生活条件、黄土高原的烈日灼烤，人人脸上都带着“高原红”，尤其是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看上去黑黑的。但那其实是太阳色，黑里透着红，且闪着健康的光泽。后来我跟女子们在背人的河湾里洗澡的时候，发现她们藏在衣服里的皮肤都白得耀眼呢。
而珍珍呢，肤色却有点发暗，黑里透着黃，闷闷不乐的颜色。
我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派这么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她与那些咭咭呱呱的婆姨，嘻嘻哈哈的女子都不太一样。既不精明干练，也不快乐。全身上下的气氛都灰不塌塌的。日子已经够无趣的了，还要天天看着这个木讷的婆姨在灶房里晃悠，频添一份忧愁似的。
我们村是很有些漂亮快乐的婆姨女子的。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我们宜川的婆姨女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哟。比如我们村里的莲子、桂花、水莲、桂香。还有一次我出民工，去修路。在工地上看到一个女子，是山里来的。老天爷，真的是惊为天人。白里透红的脸颊，好象一碰到就会出水似的。长长的睫毛，有半寸长吧往上翘着，真正的毛眼眼！我一个女人看了都晕，估计男人一定会倒下一大片的。怨不得刚来没多久，我们组的男生就说，如果给这里的女子稍事打扮，美女的比例肯定比北京大街上的多得多。我相信。
我喜欢陕北的女子。她们快乐，健康。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好象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似的。我喜欢美丽快乐的陕北女子，她们一到哪，立刻一切都褪色。就连那些经常在地里说些荤笑话追逐打闹的婆姨汉们，一见到女子来了，立刻有人喊一声“女子们来了啊”。所有的不文明言语举动立刻停止。让位给女子们不谙世事的，如阳光一般透明的笑声。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真的没说错呢。女儿家天然有一份高贵。是天在娇宠着她们呢。未出嫁的女子都是公主，一旦出嫁，马上变成奴隶。男人的奴隶，婆婆的奴隶，儿女的奴隶，生活重担的奴隶。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尤其是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哀。但我们村的这些婆姨们，即便是白天跟男人一起下田，回到家里男人休息女人做饭喂猪喂鸡奶娃纳鞋底……却好象并不因做了奴隶而颓丧，在重重重担的压迫之下，仿佛总能找到快乐。
只有珍珍不同。
我从没见过珍珍高声说话过，更没有高声笑过。她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做事，带一点惶恐的样子。与人走对面，总是她先避让。快快地闪在一旁，低下头，带点羞涩的笑意。生产队开会时，她只顾着低头纳鞋底，听到别人说到好笑的事，也只是抿着嘴角无声地笑笑。并不抬头。
珍珍做饭谈不上好吃，做熟而已。自然比我们做的夹生窝头好吃些了。话说回来，天天90%的玉米面、10%的豆面、荞面、高梁面，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黑得象沥青的棉花油，烧起来冒浓烟象着火了似的。不烧得冒大烟又说有毒呢。不吃吧，肚子里实在没油水，寡得不行。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再说就这还是老支书特别优待我们知青的呢。普通社员想吃还没有哩。
看着珍珍默默忙碌的身影，我曾想让任支书给我们换个做饭婆姨。但是说什么理由呢？说她不快乐？终于忍下了。
有一天下雨，弟兄们都 “睡雨觉”去了，于江在猪场，青青不知去谁家打针去了。珍珍在灶口烧火，我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着。冒失地问了一句怎么看你老不快乐呢？珍珍一下顿住了，往灶口添柴的手也停在半空中，两行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珍珍慢慢讲着她的故事，我的心仿佛也被淋湿了。
珍珍的娘家在十里地外的秋林镇。她是抱养的。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人很善良，因为不生养，抱养了她和一个弟弟。虽说是在农村，但养父母却一直把她和弟弟奉为掌上明珠。家里生活条件从当地农村来说又算是好的，所以她和弟弟从小都没受过委屈。十八岁那年她嫁到了我们村。哪想到一到婆家，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永恒的话题了。
不知为什么，婆婆永远看她不顺眼。坐着不顺眼，站着不顺眼，干活不顺眼，走路也不顺眼。晚上不让狗子跟她睡一炕，白天不让狗子跟她好好说话。
珍珍的婆婆狗子妈我见过，黑胖黑胖的。虽然黑，但眉眼间还看得出来，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只是说话时五官一起无规则的运动便显出几分妖娆和几分张狂来。狗子妈身体好，她那种身材在现在也是需要减肥的了。而七十年代！大家刚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又迎来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饿得灵魂出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骨感”身材。而她，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身体好，底气足，陕北人讲话“高喉咙大嗓子”，骂起儿媳妇来全村都听得见。
有一天，我们知青在驻队干部李文浩那“谝闲传”，突然听见外面高喉咙大嗓子一阵哇啦，又一阵风掀起门帘。来了一个狗子妈。眼珠一转，扫了一圈，把我们几个扫在眼里又没看在眼里地，两只猪蹄把大腿一拍，对着李干部就拉着哭腔诉起来：哎呀，好我那李干部哩，，，那狗子婆姨骂我哩打我哩说什么……狗子妈这边厢屁还没放完，让李文浩一声断喝给生生地噎回去了：放你娘的屁！说珍珍骂你哩打你哩，全村有人相信吗？世上有人相信吗？把你个老东西！你不要把人给（欺负）的太拶（za音。过意）哩！克其麻嚓（快快）给我往出滚！不要以为共产党不管你家务事，看哪天把你拉出去批斗一下就踏实了！
我们强憋着，一直等到狗子妈灰溜溜出去了才一起大笑起来。太过瘾了！这个李文浩，就这么利落！干活不落人后，虽然是干部，农活的技术水平让老农民都翘大拇指。说话也利落，三两句把话说清楚了就散会，从不车辘轳话来回说。不愧是县团干出身。
可是珍珍又惨了。虽然一连几天都听不见狗子妈的声音，可是一看到珍珍来做饭时那肿肿的眼泡，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果然，珍珍说，狗子妈一回到家就开始连拧带掐，一边动作还一边说，你不是抱上北京学生的粗腿了吗？你不是上了驻队干部的炕了吗？嗓门放低了，可手下却下了死劲。
村里人告诉我们，狗子妈原来是胡宗南一个团副的姨太太。胡撤退时，那团副不知是死求了还是忘求了，把这女人落在了这大山的屹崂里。那一年发大水，狗子妈被山水冲下来，正好狗子大在房顶上干活，顺手把她捞上来，救了一命。后来，正好因为她的“历史问题”也没人敢娶她，只有狗子大（爸）穷汉人，快四十了，没娶下婆姨，就和她结了婚。狗子大老实得啥似的，结了婚狗子妈也不回村住，就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而把老汉撵到离村十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庄子住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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