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是2006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国内好像没有引进，几个购物网都搜不到，就连盗版碟都没有。我几次到卖盗版碟的小贩那问，都说给找找，但最后都了无下文。我儿子从网上下载后就催我：老王，快看看，特棒！
我看了。看了一遍后，又看了一遍，到现在我已经看了若干遍了。每当觉得天阴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看一遍。于是心中生出一些晴朗，一点灿烂阳光，一点欣欣然的希望。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解体前的民主德国（东德）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第一个画面是一个长长的通道，一个军人抓着一个平民的胳膊背朝着观众，往前走着。字幕显示这里是“1984年11月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拘留所”。
进到审讯室，一个面无表情的军官让平民坐在一个铺着薄织物的椅子上，并要求他把手放在腿下，开始逼问平民与他的邻居逃往西德有什么关系。平民解释着……
“我什么也没有做”
面无表情的军官说：“你觉得安全局会随随便便把一个无辜的公民拘押在这里吗？就算你什么也没有做，就凭你刚才不信任政府的言论，我们也可以逮捕你。”
画面切到一个教室，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高等学院，刚在审讯的军官现正在放着审讯的录音，给学生上课。
“从这录音里不难发现，他以这样傲慢的态度来对抗国家！对付这样的人要有耐心，接下来是长达40个小时的盘问。”教官解释。
接着放录音，这时，经过40小时的审问，被审者已经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录音机里传出哭泣声，“求求你们，哪怕让我睡一个小时！”
虽然是放录音，但那声音很有穿透力，令人有点毛骨悚然，使阳光灿烂的教室也仿佛弥漫着一股阴冷的寒气。
这时，一个学生问道，“为什么要审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样太不人道了。”教官在这个学生的名字下打了个叉，说：
“……如果你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盘问到他认罪。”
审问最后成功了，那个疲惫不堪神魂颠倒的人说出了审讯者想知道的东西。
后面还有一个细节，犯人椅子上的织物被取下，原来是为警犬准备的带有犯人气味的布。教官告诉学生们说，每一次审讯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并将会永远保存在瓶子里。
下课前教官提醒学生们说，“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采用窃听的手段，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
这是片头。
正片开始：一场话剧，台上的女主角是美丽动人的表演艺术家克丽丝.玛丽亚。在话剧演出后的小派对上，剧作家、诗人德雷曼与主管文艺的部长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部长：“我的确是颁布了很多文化禁令，但是，我还是热爱艺术的。不过，政府会保护艺术家，艺术家也要回报。……”
诗人德雷曼：“你尽可以不喜欢我的话剧，但我是热爱这个国家的。您能不能在看的时候，把您的政治立场放在一边？人们的观念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坚定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话，他无论看什么话剧都不会动摇，这不是禁令可以禁得住的。”
部长蛮横地打断诗人的话，威胁道：“那你要不要试试？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让你们体验一下。”
诗人坚定地：“我这样跟您说吧，如果我的作品真的好到能让您不安，那即使被禁演，我也在所不惜。”
部长更加阴冷地：“……德雷曼，你可以按你的想法来写，人不是这么容易就改变的。你决定怎么做了吗？”
诗人仍然让阳光照耀着自己的内心，说：“人是听从自己的良知的，而不是因为工作需要就改变，人应该有所期盼……”
……
第二天，诗人德雷曼的家里从客厅、书房、到卧室、卫生间都装上了窃听器。执行窃听任务的就是那个国家安全局的教官，那个冰冷的面无表情的审讯者威茨格尔。他在诗人的顶楼安置了他的监听室。
诗人的朋友埃尔伯特是一位伟大的导演，已经被封杀五年，不能进行创作，为此，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参加诗人的生日派对时，他对诗人说：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根本不让人讲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
“但正是这样的体制让我们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
“我真的不喜欢这样，下辈子我还希望能写作！……
望着在派对上举止优雅的人们，这位伟大的导演绝望地说：
“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
在顶楼上，那位窃听者威茨格尔带着耳机在监听着。
这个威茨格尔，从片头他审讯犯人、在安全局课堂讲课、到他主动请缨亲自窃听诗人德雷曼的家、到训练有素地率领技术人员安装窃听设备并冷酷地威胁德雷曼的邻居不许把看到的透露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心理素质极好如同机器一般的特工。他对审讯对象的冷酷说明他作为权力链条的一个环节，对权力统驭的对象只是当做一个物品、一个工作对象、一个敌人来对待的。
然而，这个冷酷的家伙有一个小小的底线：他对文艺部长对美丽性感的女艺术家，德雷曼的妻子克丽丝.玛丽亚的侮辱感到反感，并且对上司让他别管此事的警告不以为然。他有意让德雷曼知道真相：当备受凌辱的克丽丝.玛丽亚从部长的车上下来，整理着凌乱的衣衫和灵魂的碎片的时候，他让德雷曼看到了这残酷的一幕。
他在窃听室听着浴室里压抑的哭泣和没完没了的淋浴声，他倾听着丈夫的沉默和从这沉默中透出的巨大的悲哀。
丈夫走进了卧室：“睡着了吗？”
紧紧蜷缩在床上的妻子：“你能抱着我吗？”
诗人无声地拥住身心备受摧残的妻子……
没有声音
窃听者威茨格尔在倾听着，倾听着静默中透出的这个家庭的巨大不幸。
虽然这个冷酷的卑劣的窃听者平常要靠招妓来解决生理问题，缓解精神压力，但他在窃听时感受到的诗人和他妻子之间的美丽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了他冰冷干涸的心。
他趁诗人夫妇不在家的时候，走进诗人的书房，取走了诗人的诗集。回到宿舍，他在灯下感受着诗人的灵魂：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
年轻、挺拔的树向上伸展着
就象爱情一样茂盛生长
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
一朵云慢慢移动着
它是那样的洁白无暇
而只要你从心底相信
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
几天以后，诗人家的电话铃响了，有人在电话里说，伟大的导演埃尔伯特.艾斯卡自杀了。
静默
诗人走到钢琴前，拿起了生日派对上埃尔伯特送的著作《好人奏鸣曲》，弹奏了起来，……那琴声，那每一个音符象清冽的泉水，洗涤着人们灵魂的尘埃……
在顶楼，在窃听者威茨格尔的脸上，流下了一行清泪。
又到周四了，这是文艺部长规定的美丽的表演艺术家克丽丝.玛丽亚去任他蹂躏的日子。
诗人对妻子说，“不要去，你不需要这样做，知道你是为我，还有你不想放弃艺术，相信我，克丽丝.玛丽亚，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深信不疑，观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别去找他！”
“不，我不需要这样做，我这样做都是徒劳的。那你呢？你也不需要吗？你可以活在你的文字里，你现在一样可以写出你的真实想法，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知道它们会毁了你。人不能靠信仰活着，我们能做什么呢？应该做什么呢？你不想成为下一个艾斯卡吧？我不想！所以我现在必须去……”
窃听者威茨格尔倾听着，倾听着在极端权力的挤压下，在恐怖制造者的蹂躏下，两位艺术家的对话，一对夫妻的对话，两个痛苦的灵魂的对话。
威茨格尔知道克丽丝.玛丽亚在去部长那的时候，总要到附近的酒吧喝一杯，才能踏上屈辱的行程。他先来到那个酒吧。
看着颓丧的女艺术家，他走上前去（这在国安局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她说：
“很多人都热爱您，因为您很真实。”
“演员怎么可能是真实的自己？”
“可您就是！我看过您在舞台上的演出，您就是您自己，就像现在这样”
“您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仅仅是普通观众，……”
“现在的我是你熟悉的克丽丝玛丽亚吗？您会离开一个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男人吗？您会为了艺术出卖身体吗？”
“为了艺术出卖自己？这可不是个好买卖。您是最伟大的女艺术家，您不这样认为吗？”一位卑劣的窃听者在试图为伟大的女艺术家的心中注入信心和力量。
女艺术家说：“您真是个好人！”
第二天，换班的威茨格尔，从上一班的窃听报告中得知，昨天女艺术家直接从酒吧回到了家中，“她说她再也不会离开他了，他说现在我有灵感工作了。……据猜测，将有新的剧本诞生了。爱情再次被点燃。”看到这里，这个往日毫无表情的特工的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至此，一个卑劣的窃听者的良知已经复苏，在麻木干涸的心田，已经生长出绿色盎然的人性之花。
伟大的导演埃尔伯特.艾斯卡的自杀，唤醒了德雷曼，他开始写一份《关于民主德国自杀情况的调查》。
在威茨格尔的窃听报告中，这些商讨报告内容的聚会都被描述成为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准备剧本的讨论会。
德雷曼在调查报告中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象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了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国家自杀人数超过民德：这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
这已经太出格了！并且艺术家们还要把文章发到西方的《明镜》周刊去！国安局特工的本能使他迅速写好报告，并亲自送往国安局本部。
在国安局本部上司的办公室里，上司拿出一本书：《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得意洋洋地说：
“我们监视的对象一般是五类人，比如你监视的德雷曼是第四类人——历史性的人物。这种人不好对付，对付这样的人不能一步一步地来，一定要在他意识到被监视之前就把他干掉，或者找出致命的线索来。但是一定要慎重，不要让这类人发现你的蛛丝马迹，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触，包括报告里，不要出现个人感情，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不要有任何他以后可以写进书里的东西。……你知道我的经验是怎样的吗？我接触过的第四类人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不管是画家或者这类艺术工作者，这样才能产生压力。怎么说呢？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礼物！”
桌面下，报告被威茨格尔悄悄卷起来，汇报艺术家的反叛变成窃听者要求一个人窃听，不需要其他同事参与。
接下来，西德的报刊和杂志刊登了德雷曼的文章，东德国安局和主管文艺的部长恼羞成怒，将女艺术家逮捕。女艺术家供出了丈夫写文章的打印机的藏匿地点。威茨格尔抢在国安局搜查队去之前将打印机转移。
女艺术家被放出来了，国安局在藏匿打印机的地板处撬压着，在丈夫的注视下，女艺术家克丽丝.玛丽亚不胜羞愤，冲出家门，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撞死。
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也没搜出来，窃听工作失败了。
威茨格尔被贬到信件检查组，每天拆查信件，上司宣布他要为此工作20年。
一个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国安局特工，变成了一个“卑贱”的邮差，一个卑劣的灵魂变成了一个站立着的人！
四年七个月以后的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了！
有时候，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两年后，话剧被重排，却已经剧是人非。在剧院休息室，诗人遇到了曾经的文艺部长，他怀着满心的疑问，问：为什么我没有被监视？
“你当然也被监视了，完完全全的，你完全在我们的监视之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诗人回到家，找出了所有的窃听设备，心中充满疑问；
他来到“民主德国研究纪念馆”，找出了所有的窃听报告，心中充满了疑问；
他找出了负责窃听的工作人员的代号“HGW XX/7”；
在大街上，他看到了仍然在做邮差的平凡的威茨格尔。
……
又两年过去了，仍然拉着小车送信的邮差威茨格尔在路过一家书店的时候看到了广告：著名诗人、剧作家格奥克.德雷曼新书上市——《一个好人的奏鸣曲》。
邮差走进书店，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
“此书献给HGW XX/7”
邮差威茨格尔掏出钱来买书，店员问：需要包装送人吗？
威茨格尔：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
一张善良温情的脸，一个睿智的，满足的，完成了灵魂升华的微笑。
剧终
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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