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榆河在北京城的东面，五环路外，属于朝阳区的地盘。这里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地块，给人的感觉是荒郊野地。如果不是法院和派出所的两座大楼立在那里，还以为到了无人区。法院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设立法庭呢？外国的法院都是设立在最方便当事人的地方啊！
直到今年年初，艺术家吴玉仁“袭警案”在此开庭，人们才明白，在如此偏僻、如此交通不便的地方设立法庭，并和公安局的派出所在一起，就是为了审判“良心犯”时，给关注的人们增加困难，给法院违法审判提供警力保障。看来，做坏事还是心虚呀！不过，实践证明当权者想错了！想去关注的人，即使一步一步地走着，也会去；不想去的人，即使在家门口，也不会去。在吴玉仁案开庭时，由于国外媒体的关注、国内各方面维权人士的关注，温榆河名声鹊起。温榆河法庭成为审理“良心犯”的专业法庭。
2011年8月12日，温榆河再一次得到了地球人的关注。王荔蕻的变化多端的罪名的案件将在此“公开开庭审理”。当律师在网上公布了开庭时间后，从中国到美国、从北京到南京、从长江到珠江的神经都被牵动了。这不是夸张。
各地的国保、公安，立即行动起来，找到属于自己“保卫”的重点人物，发出“不许到温榆河去！”的命令。北京的何杨，著名的公民记者，被提前告知：12日旅游，三国保陪同；福建的游精佑，著名“三网友”之一，已经购买了飞机票，结果，被国保控制，无法登机；福建的吴华英、林兰英、张德锦三人，于11日乘火车到达北京。他们白天没敢住进旅店，到了晚上9点才在一个小旅店落脚。没想到，刚躺下舒展舒展疲劳的身体，就被从床上带走，关押在西直门前半壁街都鑫缘招待所，由大批保安看守。
12日早上，我乘坐着海淀公安局给我配的警车，8点半到了温榆河。我以为9点开庭，提前半小时到场办理旁听手续，时间满富裕的。没想到，远远望去，那里已经是黑压压一片人头了。
突然，人群一阵躁动，有一堆人挤成了一个大疙瘩。只见一个轮椅被三四个壮汉高高抬起，轮椅上的老太太喊叫着、身体摇晃着。便衣们连人带轮椅一起抬到停在公路上的一辆大汽车里。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殷德义说的：“那些人抬着大妈走的时候，大妈无法从轮椅上下来（因为她的双腿被警察打断了），她只能坐在轮椅上左右摇晃，试图让他们放下她。其中一个打手面带鄙夷的笑容，带着嘲弄的口吻说：‘哎呦！你还会摇摆呀？’”
后来听说，早上6点左右警察就抓人了。黄宾、高建、张维、翟留俊，郝会宣、张素珍、兰乐莲、龙天等最早到达温榆河的维权人士，都被警察抓到了公共汽车上。后来龙天趁机跑出来，其他人都被关在北京朝阳区金盏社区的卫生院里。
很快，各国的媒体和大批旁听者就到了，在媒体面前，警察和便衣基本停止扰乱公共秩序了。
我们找到了熟人后，就一同朝法院大门走去。可是，警戒线已经把法院30米外的地方全部围起来。我们八九个人把身份证拿在手上，朝警戒线里面的警察喊：“我们是来旁听的！”警察们都面无表情，好像没听见一样。我们连着喊了好几遍，才有一个警察指着另一边的穿法官服装的人，意思是让我们去找法院的人。我们又挤进人群，跟站在警戒线里面的1男2女法官说要求旁听。他们说：“我们只接待民事案子的当事人，别的案子不管。”我们急了，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
前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北京这几天的天气是“秋老虎”，这次预报还真准。温榆河天空的太阳被薄薄的云纱遮挡，虽然没有了刺眼的光芒，但是脸上、手臂上，还是火辣辣的感觉。除了太阳在作孽，现场的气氛像充满了火药一触即发，人们的神经都紧紧地绷着。我们的身边一直有几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向东走，他们跟到东面；我们向西走，他们跟到西面。他们的特征是：只带着摄像机和照相机，不停地给我们拍照。
突然，一个面熟的高个子警察过来跟我打招呼：“野大姐，你来干吗？”
原来是朝阳分局治安队的警察。我像看见了救星：“我来旁听，你跟他们说说，让我们进去吧。”警察说：“你没看见我也进不去吗？我只能在警戒线外面站着。”
我妹妹野靖春和郑威插嘴说：“朝阳法院也太不像话了，明明是公开审理的案子，为什么不让旁听？”警察问：“你们认识这个王荔蕻吗？”
“不认识。”
“跟你们有关系吗？”
“有关系。”
“都不认识还有什么关系？”
“都是维权的。”
“你们和她不一样，两码事。”
“王荔蕻不是给定的寻衅滋事吗？这个罪名不是经常扣在我们头上吗？所以，我们今天来听一听，了解什么叫寻衅滋事，增长法律知识，以后也好依法维权，省得总是被抓。”
正在这时，两辆囚车朝法院大门口驶来。凭着经验，断定是押送王荔蕻的。我们立即喊起来：“王荔蕻！王荔蕻！”本来分散站立的人们都面朝囚车喊着：“王大姐无罪！”此时是8点45分。
由于人群一下子集中到了法院大门的位置，我担心警察、国保会趁机制造混乱，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于是，我高喊着：“这地方太乱了，怎么没人维持秩序呀？小心有人趁机捣乱！”这也是我的一贯做法，我提前发出警告，提醒大家注意防备警察趁机挑起事端。
我们一行人朝东面走去，这时才发现，东面也拉起了20多米的警戒线，把八九家外国媒体圈在里面，叫采访区。把媒体拦在里面，采访谁呀？据说，美国、欧盟、加拿大、捷克等国家的人也来旁听，但是都不让进去。
我们的身边始终有便衣跟着，一个面容冷酷的女子；一个深蓝色套头衫的男人；还有一个天蓝色的；这3个人是近距离的。深蓝色套头衫的男人跟野靖春说：“看你这么眼熟啊。”
野靖春说：“是吗？你是谁？”
深蓝色说：“你这么眼熟，要不然你就是明星。”他还真会套磁儿。
野靖春高兴地说：“真的？那太好了！”她也挺会顺杆儿爬。
深蓝色说：“你今天到这儿来干吗？”
“旁听。”
“你叫什么来着？”
野靖春马上就把手里的身份证举到他眼前。
“啊，野靖春。你还记得吗？六四那一天，我在中山公园陪了你们一下午。跟我照张相吧。”（六四20周年时，我们在中山公园被国保限制人身自由一天，一直到夜里11点，才由各处派出所陆续接回家。）深蓝色说着就和野靖春并排站着，立即就有人给他们照相。野靖春也举起照相机给他照了一张，他连忙用手遮住脸。
现在已经明确知道不可能进去旁听了，我就开始寻找熟悉的人。我找到了著名独立制片人艾晓明老师。其实，她一直在给我们摄像，只不过没顾上说话。她早上6点多就到了，一直扛着摄像机在记录着温榆河的恐怖。她的汗珠顺着通红的脸颊一行一行流下来，朴素的棉质上衣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朝鲜族女孩、公民记者天天，始终配合着艾老师。艾晓明的身边还有两三个网民，应该是在保护她吧。艾晓明是11日中午从广州乘火车到的北京，她没敢住旅店，在离温榆河不远的农民家里住了一晚。
作家殷德义也到了现场。他在清晨5点半之前就离开家，乘坐头班车赶往温榆河。在电梯里，殷德义发出了一个贴：“今天的推文，献给一个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王荔蕻大姐！今天，是邪恶审判正义的典型案例，因此，为了记住这个时代的荒唐图景，我来亲自证明！请您在今天——关注王荔蕻！”
现场出现了两次高潮，都是因赵连海而发生。“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从“取保候审”之后就一直被软禁在家中，平常要想出门一般都是不允许的。这一次，赵连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早上4点就悄悄地打开房门，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因为就在门外的走廊里，值夜班的看守正在闭目养神呢——赵连海顺利地离开家，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法院现场附近的小卖部。因为时间太早了，他就给了店主5元钱，要求在店里停留一会儿，后来看到海内外媒体到达后才来到现场。赵连海一到，在场的人们立即组成人墙保护着他，他才得以顺利地接受各个媒体采访。他痛斥当局的知法犯法，要求有关领导尽快调整执政思路，立即释放王荔蕻。他也希望更多的人勇敢站出来，面对邪恶不能保持沉默，否则邪恶会更加嚣张。
就在赵连海刚接受采访之后，北京大兴区的国保也迅速赶来，几个国保动手隔着人群拽住赵连海，使劲往外拖。但是，赵连海的左边是朱承志先生，右边是王雪珍女士，他俩紧紧地挽住赵连海的胳膊。殷德义、刘沙沙、龙天等十几个人在赵连海的外围又挽起臂膀层层围住。估计国保、警察们还没有接到实施暴力的命令，所以也没搞出要命的动静。但是他们拉不走赵连海，却把围观的其他网民和访民架到一辆临时征用的公共汽车上去了。这是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是我们与赵连海见面。当我们还在嚷嚷着要求旁听时，看见一群人向我们移动，好壮观啊，就像是长城的烽火台在移动。人群中有人喊：“野大姐！”我一边应声答着，一边循着声音看着，我先看到了朱承志，他介绍说：“这是……”。我紧紧地握住赵连海那强劲有力的双手，感慨万千。维权怎么这么难？宪法怎么变成了一张废纸？何时才能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是我第一次跟赵连海见面，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状态中。他被捏造的“寻衅滋事”案子的两次开庭，我都到大兴法院去了，也是希望能旁听，当然也跟这次一样，不许进去。
我提议大家一起合影。可是围观的人太多，国保、便衣警察就占了一半，我们好不容易站成了一排，自己人刚刚举起相机要照，就被国保、便衣的相机挡住了，免费给我们照相的人真多呀！可惜我们拿不到照片，让他们回去慢慢欣赏吧。这时，刘沙沙从书包里拿出几张标语纸，写着“王姐回家”、“王姐无罪”，让大家拿着照相。
没想到，围观的人中突然有几个人像恶狼一样扑向刘沙沙，一下子就把她扑倒到地上，同时拧住她的胳膊，要把她拖走。
霎时，周围的人一拥而上，两个便衣被挤在人群中，刘沙沙被抢了回来。
刘沙沙愤怒地高喊：“王大姐无罪！”直到看到这张照片我才知道，我们后面采访区的媒体都举着照相机、摄像机；我们的前面、侧面也都有各个方面的人照相。艾晓明就在我们面前。
“吊照门”女主角刘巍律师也来了，我们只打了一声招呼，都顾不上多说几句话。夏霖、妙觉法师，还有湖北的郑大靖、上海的熊小平、吉林的邓志波、郑子博、山东的李淑华、宋福荣、河南的张小玉、李春霞、许有臣夫妇等都不辞辛苦来到了温榆河。
小红门的拆迁户也来了好几个人，他们拿着自己家被拆迁又上告无门的材料，朝着外国媒体哭诉。还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受害者，也都向周围的人和媒体哭诉着。很快，便衣就把他们的材料拿走了。
我看到的现场的人数大约有300左右，但是我估计有三分之一是便衣警察，警戒线里面的全部都是制服警察。朝阳分局副局长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亲自在现场指挥，不停地来回走动。这一次公安的总体态度比起吴玉仁案开庭时要文明多了，吴玉仁案第一次开庭时，警察个个凶神恶煞。
今天的特色是：都是便衣做出各种动作，制服都没有任何反映。我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警察都戴着警号，非常容易被投诉，而便衣不论是打人还是抢东西，都没法找到他们。但是我记住由古至今流传的俗语：人在做，天在看。无论是谁，作恶的一定没有好下场。这些作恶的便衣警察们：你们的外表强悍，但你们的内心一定是恐惧的，也一定都软弱。你们不敢跟父母子女谈论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不敢让孩子继承父业！你们无处诉说郁闷和痛苦，所以抑郁症就成了职业病。你们更可怜！
在现场，我接到了国外媒体的电话，问我对王荔蕻案的看法。我说：“王荔蕻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她的身上流淌着正义的血液。按理说，这种人应该被树立为公民的榜样，可是为什么却受到打压呢？就是因为当今社会中有权的人不再为人民服务了，只是为少数人为当权者服务，所以他们无比惧怕正义。因为正义一旦形成力量，就会冲破腐败的网，就会让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他们发现一个正直、正义的人就打击一个，把正义在中国消灭。”
又有媒体问我对庭审结果的估计，我说：“刘晓波、吴玉仁、赵连海的案子都是‘择日宣判’，这是通常的做法，王荔蕻也不会当庭宣判。因为法官要听领导的指示，要编造判决书。”我们没有等到庭审结束，10点半离开温榆河。
庭审的结果如我所料，但是让人揪心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赵连海、殷德义等人在庭审结束后，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温榆河时，就发现有好几辆警车跟随。他们到了城里的一个饭店吃午饭时，警车依然停在饭店的院子里。饭后，齐建翔（王荔蕻之子）开车送赵连海回家，一路上有一辆警车跟随。晚上6点到达赵连海家时，楼道里已经有十几个便衣警察在守候，赵连海没进家门，就被拖入警车带走。还好，第二天下午他被放回家了。
何时法院开庭不再成为全世界的新闻？盼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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