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问道：“自从你渡过了远方的海，来到这座山脚下，已经有多久了？” “哦，” 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来自那悲惨之境，我还在第一生命中，我虽以此次旅行争取另一个生命。”——但丁《神曲》炼狱篇。
2009年12月18日大姐跟老虎庙兄专程前来福州，找三网民案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离开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写着：“终于来到福州，却与你咫尺天涯，一道大墙隔断了我们的握手”。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希望他们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信中提到11月23日给高墙内的我办的庆生会上。“很多人哽咽了，王晓阳学者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信的最后，大姐感慨道：“离你这么近，未能见到”。
那时候大姐给孙春兰的信才写到第二封。
三网民案“319”的一分钟庭审后，3月28日，她从北京寄明信片到福州第二看守所。抄了一段奥登的诗：“黑夜里没有设防，我们的世界在昏睡。然而，有斑点的各处，灯光那讽刺的光芒，在闪烁。” “四面八方堆积着，同样的虚无和绝望，愿我们亮起肯定的光芒。” 交代我“要好好吃饭，要细嚼慢咽，充分吸收不多的营养。” 那时候，我正在高墙内品味着马尾公检法在福州政法委的指导下对我的司法侮辱。对审限超期后的一分钟庭审的荒谬准备采取措施，在里面能有的措施只有一个：绝食。这是个坚定的而又唯一的决定。在大学时代看过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我对书中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在离开祖国前夕，专程到疗养院跟老朋友告别的雅库布随身携带着的淡蓝色药片。雅库布从监狱出来后，深刻地意识到：当一切自由都被剥夺，生命的留存只是供他们羞辱的对象时，一个人要掌握的最后自由，是，可以通过他的生化学家朋友帮忙制作的淡蓝色药片左右自己的生命。他感受到自己的自由会随时被剥夺，所以出狱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弄到这个淡蓝色的药片。
我才是第一次入狱，手里没有这个蓝色药片，我准备绝食不是为了抗议（福州当局不配我的抗议），但我可以通过绝食保持我生命的尊严，拒绝福州当局的司法羞辱。
大姐估计是知道了这个信息，才专门写信交代。明信片的落款是“蕻姐”。这明信片对我放弃自己原先的计划起到了作用。
但是，“416”庭审很快就来了。416之后，大姐在5月6号再次给我写信，告知她准备动身到福州陪伴豫璟高考冲刺。那时候，因为我妻子不在福州上班，孩子为了学习方便，跟我侄女租住在离学校较近的一个地方。也可能是“4月27日夜里，福州警方登门警告游精佑的女儿不要在网上乱发东西”的消息，促成大姐急于奔赴福州，要来保护孩子，让她尽量地免受骚扰，顺利完成高考。家里并没告知我福州警方在临高考前骚扰孩子的消息，所以我当时只是对大姐前来陪读，感到温暖。信的落款依然是：蕻姐。
2010年6月初，大姐再次写信，讲述自己在福州陪读的体会，她憧憬道：“我喜欢福建，这里空气湿润，人也平和，如果没有人欺负人的现象存在，这里真的是很好的地方”。我给她写了封信，算算寄信周期，认为应该是高考结束前可以到达。事实上，我的回信是9月份才到达我家的信箱，那时候距离我7月4号回家，已过了将近两个月。我现在也不清楚看守所根据福州政法委的指示，扣押了我多少信件。寄进和寄出的。
大姐被软禁期间，网上聊天时，我多次提到要她到福州来，跟她开玩笑说：到我家软禁吧。但是，大姐说，每次跟他们说想到福州来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地答复：你还想去福州？
福州不欢迎大姐，只是因为福州公检法的私处，在大姐等人的围观下，被曝光，使他们以为本来可以发挥福州政法委指哪打哪的执政水平，驾轻就熟拿下的案子，却在被围观中展示了自己的龌龊。所以大姐的此次被司法报复，也算是遂了福州政法委的心愿：报了私仇，也成功捆绑了上级的政法委。
我想，按福州政府的作派，内部应该有嘉奖令，像嘉奖“723”动车事故维稳工作组那样，嘉奖办理三网民案的有功人员。当初福州警匪勾结的枪案，福州政法委也曾发文倡议向有关人员学习的，那些他们竖起来的榜样，后来都被证明是真正的凶手。
这是种荒谬的存在，一个高一级政府可以放纵、保护下一级政府的时代。是弱智的政权永远把公民视为仇敌，但却有公民不愿意放弃非暴力的时代。
是我们要在顽石上种植玫瑰，用我们的血水浇灌的时代。
看大姐的信笺，她引发的五味杂陈的情感使我感觉疼痛。作为生活中的人，那里面蕴含的喜悦和焦虑本可以朴素地存在着，却被他们肆无忌惮地击得粉碎。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可原谅的？
大姐，你给我励志的诗句，要我从诗句中探寻光明，但是，我心里只有这样的句子，这句子来自但丁的炼狱篇：
“我今天早上来自那悲惨之境，我还在第一生命中，我虽以此次旅行争取另一个生命。”
我们都在坚守朴素的底线，等待你健康归来。我亲爱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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